民事诉讼证明妨碍制度探析

发布日期:2016-5-11 18:47:39 发布人:研究室   信息来源:本站   点击次数:5182


视频载入中....

论文提要: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行为加剧了证据偏在情况,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亦不利于法院及时查明案件事实,因此各国均从立法上对该行为进行了规制。然而,我国理论界并未对该制度给予应有的重视,立法的缺失加上司法的混乱,使得该问题成为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本文借鉴了英美国家、德国、日本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立法例及学者观点,首先对证明妨碍的概念、法理基础、构成要件进行了阐述,然后对《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从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剖析,主要从证明妨碍制度的前提要件、构成要件、法律效果、程序的正当性等方面提出了一些立法建议,以期打破证据分布的不平衡,使当事人都能平等的接触证据,从而保证当事人攻防力量的对等。本文有两个创新点,第一是关于证明妨碍的定义,兼采各家之长,概括较为全面;第二,关于证明妨碍制度的立法建议方面,侧重构成要件的完善。全文共9953字。

 

一、         证明妨碍的概念及其法理基础

(一)         证明妨碍的概念

所谓证明妨碍是指,一方当事人在诉讼前或者诉讼过程中通过其特定行为故意或者过失地使另一方当事人提出证明自己所主张事实的证据变得困难或不可能时,在事实认定上,作对被妨碍人有利的调整。从上述定义,我们可以看出,证明妨碍包涵两个层面的意思:一为该证明妨碍的行为;二为因该行为所产生的法律后果。

基于一定的历史原因及立法体例的不同,不同国家的学者受传统观念、思维方式等因素的影响,基于不同的出发点或侧重点,在对“证明妨碍”进行界定或者表述上有着千差万别。([1])从总体上来说,不论是英美法系国家抑或大陆法系国家,对于证明妨碍概念的界定都没有统一标准,就侧重点来看,亦存在着不同的重心([2]):有的以特定的证据种类为侧重,例如《布莱克法律词典》将证明妨碍定义为“毁损或者对某一文书或者对象进行重大和具有实质性的变造”;有的以行为人的主观状态为重心,例如认为证明妨碍是指“故意毁损证据或者对书证或者物证进行实质性的具有影响力的变造”;有的则侧重于强调对诉讼结果所造成的影响以及对审判公正造成的损害,例如有的德国学者认为,“所谓证明妨碍,是指不负证明责任一方当事人的作为或者不作为,如果无该作为或者不作为,则事实的澄清原应属可能”([3]);另外,我国台湾学者骆永家教授的观点也经常被引用,即“不负证明责任之当事人,在具备一定的主观归责要件(如故意、过失),将证明方法毁灭、隐匿或者妨碍其利用,使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无法利用该证据而无法尽其举证责任,此时如依原来举证责任分配的原则,使该负证明责任之当事人承受败诉的判决,将产生不公平之结果,从而在事实认定上,就负举证责任之事实主张,作对其有利之调整”([4])。尽管各国学者对证明妨碍概念的界定存在着不同的侧重点,但证明妨碍始终离不开两个基本要素,一为行为(作为或者不作为),二为法律后果,此种法律后果主要是为了规避“通过证明责任作出裁判”所导致的不公平。

(二)         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

“谁主张,谁举证”是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规则,这一程序设计体现的是自近代以来法理和立法对诉讼正义的理解与诠释。传统辩论主义认为,任何一方都没有提供他方攻击自己,而使对方胜诉之“武器”的义务。然而在辩论主义修正演变的过程中,学者们围绕着诉讼一方妨碍他方诉讼行为的正当性进行了激烈探讨。法律是否能够给予当事人无限的自由使其“不择手段”赢得诉讼呢?立法者或者司法者为何要干预妨碍当事人提供证据这一行为呢?司法者又如何在证明责任分配与公正审判之间进行平衡?这即是我们接下来要阐述的——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

第一,  经验法则说。该说认为一方当事人隐匿、销毁或者损坏证据材料,或者拒不履行法院要求其接受证据调查所采取的证明方式,则意味着在证明妨碍人看来,该证据材料或者证明方法所具有的证明价值或分量足以对其产生显著的不利益或者造成消极的诉讼效果。([5])在法律上,假如对这些行为通过拟制一种法律效果,使得实施此类证明妨碍的行为人获得某种不利益,则具有经验上的合理性,可以有效抑制证明妨碍行为的发生。然而,将经验法则作为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是有局限性的:经验法则的逻辑推导前提必须是妨碍人故意妨碍证明,因过失而导致的证据毁损或者灭失行为无法以经验法则作为根据进行制裁。

第二,  诚实信用原则违反说。诚实信用原则要求民事主体在民事活动中以诚实、善意、无欺、公平的态度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维持双方利益的平衡。诚实信用原则要求当事人不得因其恶意而引起的事实之发生或不发生,引导出任何权利;当事人必须以公平的方法进行诉讼,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导致事实证明不能或困难诉讼状态,不能使妨害者得到该利益。([6])诚实信用原则看似能能够完美地解释证明妨碍的正当性问题,实则不然。诚实信用原则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本身就具有模糊性,因此产生了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另外各国对直接适用诚实信用原则普遍采取较为谨慎的态度,由此导致违反诚实信用原则所产生的处罚多较为柔和,很难达到预防的作用。因此以这一原则作为证明妨碍的法理依据尚值得商榷。

第三,  协力义务违反说。有德国学者认为,证明妨碍的法律基础是对协力义务的违反,而所谓协力义务,可概括为特殊实体协力义务、特殊程序协力义务,与一般协力义务。然而,应当注意,虽然该理论能够解释一些违反实体法义务的情形,但涉及到实体法上没有规定保存证据义务并且当事人没有约定时,该理论是无能为力的。在程序法上同样存在着协力义务,然而,诉讼协力义务仅仅适用于诉讼中的情形,对于诉讼开始前所实施的证明妨害行为,因为诉讼尚未开始,是不存在所谓的诉讼促进义务的。

除了上述学说以外,还有损害赔偿义务说、期待可能性说、危险领域说等其他不同的学说,仔细分析不难看出,每一种学说都只是从一个角度阐释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很难规制现有的证明妨碍的所有情形。因此,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将这些学说割裂开来。对证明妨碍的违反本身就是既可能涉及实体又可能涉及程序,既可能存在故意又可能有过失的行为,证明妨碍制度的理论基础本身就应当是多元的,只有兼采各家之长,相互补充,才能为有效防止证明妨碍行为的发生及蔓延提供充分的依据。

 

二、         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

 

近年来,在我国的审判实践中,证明妨碍现象频发,但我国理论界并未对此给予应有的重视,相较于英美国家、德国、甚至我国台湾地区,我国相关立法明显滞后,被妨碍人得不到应有的救济。实务界对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的认识亦较为模糊,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想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我们有必要对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有一个全面的了解。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一般包括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客观要件、客体要件。

第一,  主体要件,顾名思义是指实施证明妨碍行为的人。那么在诉讼中处于何种地位的人可以被纳入证明妨碍制度所要规制的范围呢?通说认为,该主体是指不负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可能是原告、被告、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当事人的代理人。然而,学界有学者提出应当将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也纳入主体范畴,对此笔者认为没有必要,因为按照证明分配原则,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如若妨碍自己的证明活动,必将导致败诉的结果,在此没有必要适用证明妨碍制度加以调整。那么,诉讼外第三人能否作为证明妨碍的主体呢?笔者认为,在特殊条件下是可以的,如果不负证明责任当事人应当对第三人(例如契约履行辅助人、侵权行为意义的受雇人、诉讼代理人、被继承人)行为负责任,如果第三人有证明妨碍的行为,该非负证明责任当事人也应负责。([7])然而,从上述描述中可以看出,行为人与承担法律后果的人不一定是同一人,在此情况下证明妨碍制度的主体主要是指承担法律后果的人,即非负证明责任之当事人,对于第三人的行为,可以将其纳入广义的妨碍民事诉讼行为加以处罚,而不必归入证明妨碍制度所要规制的范畴。

第二,  主观要件。证明妨碍的主观要件是指妨碍人在法律上所具有的主观归责性,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过错”。目前通说观点多赞成“双重归责要件”,即就妨碍者对“妨碍行为”及“此妨碍行为将造成证明不能或困难之结果”所存在的主观归责要件进行区别对待。按照上述观点,若想成立“故意”,则必须既明知该证据对待证事实或对方证明活动的重要性,又故意拒不提交证据或将证据毁损、毁灭等。如若(1)对证据之毁灭有故意,但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亦即他造当事人对该证据之需要)仅有疏于认识之过失;(2)对该证据于将来诉讼上之意义有认识,维系基于过失而非故意,将该证据毁灭;(3)对证据之毁灭及其将来在诉讼上之意义均仅有欠缺注意之过失等三种形态,则界定为“过失证明妨碍”。([8])故意妨碍的可归责性不言而喻,而过失之所以具有可归责性是因为,法律对行为人有尽其合理注意的期待,一旦行为人疏漏或懈怠而未尽到合理的注意义务,即可认定为过失。看似故意只有一种情形,证明起来较为容易,实际上在适用过程中,“过错”乃一种主观心理活动,是很难从外在予以证明的,除非当事人自认,否则一般情况下,过失的证明标准相对较低,证明起来更为容易,因此适用空间较大。不过,过失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程度,学界一般将其分为“重大过失”和“一般过失”,在之后的法律效果部分,我们将予以不同的评价。

第三,  客观要件。之前在阐述证明妨碍的法理基础时提及过“协力义务违反说”,由此可以引申出证明妨碍客观要件的第一点——前提,即存在某种证明协力义务。法律之所以对某种行为予以否定性评价就在于该行为具有可归责性,即我们之前所谈及的“过错”,然而,何为“过错”,从对主观要件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出,过错即是对义务的违反。既然法律需要对证明妨碍行为予以一定的制裁,那必然存在一个前提,即该行为违反了某种义务。这种义务可能来自于实体法、程序法,亦有可能来自当事人之间的约定,例如,《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21条规定“举证人断定证书在对方当事人手中时,应在申请证据时,同时申请命对方当事人提出证书”。此时,基于程序法上的此项规定,如果被申请方无正当理由不提供证书,即构成对该项义务的违反。该项义务的设定即为证明妨碍客观要件的前提。另外,我们都知道,证明妨碍离不开一定的行为,然而什么样的行为才能满足证明妨碍的客观构成要件呢?在民间借贷中常常存在为了销毁证据而当场吞食借条的情况;另外,涂改关键证据,拒绝进行亲子鉴定等情况亦经常出现,各式各样的证明妨碍行为不胜枚举,然而,从诸多的案例中我们可以发现,究其形态而言,这些行为可分为作为和不作为,例如吞食借条即为作为,隐匿证据拒不提交即为不作为;究其类型([9])而言,大体可以分为拒不提交证据、销毁证据、毁损证据、不配合对方的举证活动、采取非法方式从他方手中取得证据以及过失遗失证据等;此类行为发生的时间既包括诉讼中,亦可扩展至诉讼前,但时间上的延伸必然不是无限的,至于以何时开始计算较为合适,可以参考美国实务中的“可合理地预期诉讼的提起”作为妨碍行为开始计算的时间点,此种合理预期包括两种情形,一为已经得知诉讼被提起,二为以一个理性人的思维从客观上能够合理判断诉讼将被提起。法律之所以需要对证明妨碍行为进行规制就在于其导致了当事人所主张之事实证明不可能或困难,损害了一方当事人的利益以及司法的权威,背离了司法所追求的正义。如果存在某种行为毁损了某个次要证据,但并未影响发现案件事实,那么从经济价值的角度考虑,该行为是不值得制裁的。由此可以推出案件主要事实证明不能即为证明妨碍客观要件的第三个方面。所谓证明不可能是指,证据已终局没有再提出的可能;所谓证明困难,是指负举证责任之当事人因对方当事人行为造成须付出较多成本才能举证证明对其有利的事实。([10])客观要件的最后一点是为待证事实真伪不明与证明妨碍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该因果关系的判断,依社会经验,根据只因妨碍行为,即足以导致诉争事实不明的结果即可,以盖然性作为判断标准。([11])

第四,  客体要件。客体是为证明妨碍的对象,该对象笼统表述即为证据和证据方法。从有关国家的立法例中即可看出,不论是德国还是日本,抑或是英美国家,早期的规制对象都仅限于文书,诸如德国的文书提出义务、美国的证据开示制度等,然而近代以来,伴随着科技的发展,案件的复杂性程度越来越高,各国民事诉讼领域的证据种类都在扩展,随之证明妨碍制度的规制对象亦在实务中通过判例的形式予以扩大。为了满足司法公平与正义的要求,笔者认为,证明妨碍制度的规制对象理应扩展至所有证据种类和证据方法,只有这样才能更好的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有效防止证明妨碍行为的出现。

 

三、         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

 

证明妨碍的法律效果就是对证明妨碍行为采取一定的制裁手段以维护正常的诉讼秩序。细究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相关立法例,对妨碍证明的行为主要有两种处理方式,包括公法上的处置以及私法上的处置。其中,公法上的处置主要是民事诉讼强制措施甚至刑事制裁,而私法上的处置是指对被证明妨碍方当事人利益的补救,主要是对证明责任分配的调整,减轻负有证明责任当事人的举证负担。([12])

(一)         公法上的制裁。

民事诉讼法解决的是私权纠纷,但它牵涉到国家强制力的参与,体现的是一种国家意志,其程式和规则都源于国家的统一规定,因此其依旧属于公法范畴。民事诉讼法规制下的证明妨碍行为其所侵害的不仅仅是诉讼主体的程序性利益,更为重要的是它不利于法庭集中、高效的查明案件事实,削减了法庭审理案件所追求的公平和正义价值,损害了司法的权威,因此许多国家都会采用公法手段对该行为加以制裁。例如,美国联邦地区法院《民事诉讼法规则》第37条“对于任何不遵守证据开示命令的行为,法院可以发布代替上述命令或附加命令,该命令将不遵守命令的行为作为藐视法庭的行为对待”;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5条之一规定对第三人不服从文书提出命令时,法院可裁定处以二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此外,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11条也有类似规定。公法制裁主要包括罚款、拘留、追究刑事责任等惩罚手段,具有一定的威慑力和震慑作用,然而公法制裁不与案件的审理结果挂钩,不排除当事人在进行利益衡量后为了获得有利的诉讼结果,而甘愿接受公法制裁的风险。

(二)         私法上的救济。

所谓私法救济,其实是指与诉讼结果直接挂钩的救济方式,具体而言包括:证明责任转换、自由心证、降低证明标准等做法。

证明责任转换是指因证明妨碍行为,原承担证明责任的当事人就其所主张之事实的举证责任转移至妨碍人。德国学者赫尔维格、布罗梅尔,日本学者竹下守夫等都采此观点, ([13])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条也是此种救济方式的体现:“一方当事人意图妨碍对方当事人使用证书而毁损证书或致使证书不堪使用时,对方当事人关于证书的性质和内容的主张,视为已得到证明”。“视为已得到证明”其实是一种法律上的推定,此时就要求妨碍人提出相反的证据,如若不能,就需要承担败诉的风险。证明责任转换其实是一种“一刀切”的做法,它并不对当事人的主观归责性进行区分,将故意与过失在效果上等同视之,因此为很多学者所摒弃。

自由心证。该观点认为对于证明妨碍问题,可通过法官的自由评价(即评价证明妨碍所导致的证据缺失是否造成在事实认定上的真伪不明、评价双方对于是否存在证明妨碍的辩论)来解决。一般认为,我国台湾地区的有关立法以及日本法中都有所体现。台湾《民事诉讼法》第282条之一“当事人因妨碍他造使用,故意将证据灭失、隐匿或致碍难使用者,法院得审酌情形他造关于该证据之主张或依该证据应证之事实为真实。日本《民事诉讼法》第224条第3款“当举证人对文书记载内容提出具体的主张而面临显著困难时,并且若以该文书证明的待证事实难以通过其他证据加以证明的,则法院可将该待证事实本身拟制为真实”。从以上法条可以看出,自由心证和举证责任转换表现在立法中的不同在于是否留给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的余地,上述德国《民事诉讼法》第444条针对故意毁损书证的行为是“视为”已得到证明,而我国台湾及日本的立法则是使用了留有余地的“审酌”“拟制”“可以”等字眼。相较于证明责任转换,自由心证则显得更为灵活,可以根据具体情况作出不同的制裁,可是自由心证原则对法官本身素质的要求很高,加之没有统一的标准予以规范,缺乏预见性,因此难免会受到质疑。

降低证明标准。所谓证明标准,通常是指法院在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所要达到的证明程度。([14])在证明妨碍中,由于证明妨碍行为的存在,主要证据丢失或毁损,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因而往往难以达到要求的证明标准,这时,如果能够适当地降低证明标准,那么相应地举证人的证明风险责任也会减轻,法官可以相对容易地形成内心确信,自然会使当事人之间的“武器”对抗更为公平。证明标准的降低主要应当考虑妨碍者的主观心理,根据主观归责性作出不同调整。德国学者鲍姆杰尔铁尔所主张的证明度分层理论即是从妨碍人主观可归责性的程度出发,制定不同的标准。就轻过失之证明妨碍类型而言,法院以优越盖然性之证明度即可认定举证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为真实;于重大过失之证明妨碍类型,法院以低度盖然性即可认定举证人所主张的待证事实为真实。降低证明标准这一做法也赋予了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只是与单纯的自由心证相比较,这种可裁量的范围更小,人们在心里上便于接受。但在适用范围上,降低证明标准一般只适用于过失证明妨碍类型。

上述证明妨碍制度适用的法律效果可以说是各有利弊,笔者认为究竟采取何种制裁方式还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证明妨碍制度旨在追求当事人能够在公平抗衡下实现司法正义,想要达到惩罚、制裁、预防三位一体的价值目标,就应当从妨碍行为的形态、意图、被毁损的证据对诉讼的重要性、代替证据有无等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考量,针对主观归责性的不同设定一个大体的证明标准,给予法官自由裁量的空间,对于严重的妨碍证明的行为实行证明责任转换,对于轻微的、一般的妨碍行为,可降低证明责任,当然,至于降低至何种程度,还是应当结合具体的案情综合考量。

 

四、         关于我国证明妨碍制度的建构

 

上文主要介绍了其他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关于证明妨碍制度的基本概念、立法体例以及实务中的一些基本做法,下面将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详细论述我国证明妨碍制度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希望能够借鉴别国和地区的经验,提出立法建议,以期完善我国的相关立法,规范实务中的具体操作。

(一)         我国相关立法评析

早在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试行)第八章就有关于妨害民事诉讼的强制措施的规定,其中亦有涉及证明妨碍规制的内容。现行《民事诉讼法》第111条规定“诉讼参与人或者其他人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一)伪造、毁灭重要证据,妨碍人民法院审理案件的;(二)以暴力、威胁、贿买方法阻止证人作证或者指使、贿买、胁迫他人作伪证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80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人伪造、或者对证人、鉴定人、勘验人打击报复的,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二条([15])的规定处理。”这些规定主要是从公法制裁层面对证明妨碍行为进行规制,其仅仅是将证明妨碍行为作为一种妨碍民事诉讼的行为对待的,并未与举证责任的分配和事实认定相联系。

为了填补有关立法的空白,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于1998年7月11日起施行的《关于民事经济审判方式改革问题的若干规定》第30条首次从私法层面对证明妨碍制度进行了解读“有证据证明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在此基础上,2002年4月1日起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75条规定:“有证据证明一方当事人持有证据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如果对方当事人主张该证据的内容不利于证据持有人,可以推定该主张成立”。上述两个司法解释从原则上对证明妨碍制度进行了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审判的需要,但是尚存在着许多不足。下面仅就《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民诉证据规定》)第75条进行简要剖析。从构成要件上来看,首先,我国立法当中的主体要件为“持有证据的一方当事人”,其并未从大陆法系传统的角度入手,即以举证人为标准,来界定实施证明妨碍的具体行为人。按照这一标准,证明妨碍的主体既包括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也包括非负举证责任的当事人,但排除了第三人。很明显,这种划分存在一定的问题,在文章的第二部分笔者详细论述了举证责任的构成要件,亦解释了负举证责任一方不可能成为证明妨碍人的原因,在此就不再赘述。第二,何为“正当理由”,《民诉证据规定》并没有给出解释,这就带来了法律适用的不确定性,增加了审判的难度,有损司法的权威性。第三,证明妨碍的类型仅限于“拒不提供”一种,这是一种消极不作为的方式。实际上证明妨碍的类型还有很多,例如毁损、毁灭证据,不配合举证等,该规定所设定的证明妨碍类型过于狭窄,且“拒不提供”仅包括过错中的“故意”,并不能将过失行为囊括进去,然而通说观点认为过失的证明妨碍行为也是具有法律上的非难性的;第四,证明妨碍的客体不明确,到底对于何种证据和证明方法法律才进行规制,该规定并未进行限制,是否应当适用于全部法定证据种类,存在疑问;第五,被妨碍的证据必须是不利于妨碍者这一规定也是很难把握的,因为要证明主张的事实需要无数证据链构成一个体系,可以说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提出的所有证据都是为了证明自己的主张,都是不利于妨碍者的,这些证据只能用是否具有直接证明案件事实与间接证明案件事实的特性来进行分类,用证据是否不利于妨碍者来对证据的特性进行限制是非常不科学的。([16])第六,在程序设计上,法官推定主张成立对妨碍者课以不利后果之前没有设置申辩程序,不利于保障当事人的合法诉讼权利。

(二)         关于证明妨碍制度的立法建议

针对以上问题,结合其他国家的立法例及实务中的经验,笔者认为我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民事诉讼中的证明妨碍制度进行完善。

首先,设立证明妨碍制度的前提要件,在民事诉讼法中规定当事人负有证明协力的一般义务,作为一个总括性规定,促进民事诉讼的有序开展。第二,科学界定证明妨碍的构成要件,具体而言,将证明妨碍的主体界定为不负证明责任一方,特殊情况下可以包括与不负证明责任一方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前文第二部分已介绍过);对于主观归责要件应当包括故意和过失两种形式;就妨碍行为的具体形态而言可以包括作为和不作为,具体类型包括拒不提交证据、销毁证据、毁损证据、不配合对方的举证活动、采取非法方式从他方手中取得证据以及过失遗失证据等。此外,还需明确正当理由的范围,“正当理由”的判断应当结合具体的案件进行分析,综合考量当事人的主观心态、证据的重要程度,由法官自由裁量,不过立法中应当明确一些涉及隐私、商业秘密等的例外事由。就证明妨碍的客体而言,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第63条将法定证据种类规定为八种类型,即当事人的陈述、书证、物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证人证言、鉴定意见、勘验笔录。目前各国的立法趋势都倾向于将证明妨碍理论适用于所有证据方法和证据种类,而不再仅限于书证([17]),我国也有必要在立法中予以明确。第三,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不同的证明妨碍行为设定不同的法律效果。笔者建议以自由心证作为基础,针对妨碍者的主观归责性设定不同的证明标准,对于故意可以直接推定证据本身或证据所能证明之事实为真实,对于降低证明标准还不足以恢复公平的行为,则可以适用举证责任倒置。第四,为保障程序的正当性,防止发生裁判突袭,增加规则适用的可预测性,应当设置规范的程序以保障当事人的知情权及申辩权,法官在适用证明妨碍规则前应告知当事人相关证明责任之分配规则及无正当理由妨碍他方举证之后果,另外,在被妨碍人提出表面证据之后,在法官对妨碍课以不利后果之前,应当给予当事人适当的申辩机会。([18])

总之,希望我国能够在立法和实务中对证明妨碍行为予以重视,对相关立法进行细化、完善,削减职权主义色彩浓厚的公法制裁的作用,代之以私法救济构建当事人攻防“武器”的对等,切实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人民法院 苏应芳)

    (此文荣获全国法院第二十六届学术讨论会征文优秀奖)



([1]) 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2]) 参见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3]) 姜世明:《新民事证据法论》,学林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年版,第281页。

([4]) 骆永家:《证明妨碍》,载《月旦法学教室》,2001年第69期,第12页。

([5]) 毕玉谦:《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6页。

([6]) 骆永家:《证明妨害》,载《月旦法学杂志》,2001年第69期,第12页。

([7]) 姜明安:《新民事证据法论》,载《学林文化》,2004年第8期。转引自肖建华:《民事诉讼立法研讨与理论探索》,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3页。

([8]) 黄国昌:《民事诉讼理论之新开展》,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16页。

([9]) 参见邓莉:《论证明妨害》,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论文,2006年,第4页。

([10]) 崔宝宁:《民事诉讼证明妨碍研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论文,2011年,第26页。

([11]) 肖建华:《民事诉讼立法研讨与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55页。

([12]) 苏文卿:《证明妨碍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博士论文,2009年,第100页。

([13])建华:《民事诉讼立法研讨与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14]) 肖建华:《民事诉讼立法研讨与理论探索》,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163页。

([15])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一条。

([16])邓莉:《论证明妨害》,中国政法大学硕士生论文,2006年,第23页。

([17]) 吴巧如:《民事诉讼证据收集制度的构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66页。

([18]) 参见汤维建,许尚豪:《建立举证妨碍制度,完善证据立法》,载《证据学论坛》(第八卷),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第114118页。